学校既是封建官僚的养成所，又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明王朝对它的控制特别严格。除规定《四书》、《五经》、《大明律令》和明太祖亲撰的《御制大诰三编》为必修之功课，且需“一宗朱子之学”外，还明文规定国子监的生员不得与其他班级互相交往，不得议论他人长短，更不得议论军国大事，“天下利弊，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31]。尤有甚者，明廷还规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的经义，至明初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它要求一篇文章除破题、承题外，要有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个部分作为全文的核心，其中每一部分都须有两股对偶排比的文字，合为八股，故有八股文之称。按照这种固定刻板的程式来写文章，自然是不能自由挥洒，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加上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内容诠释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解为准，行文必须以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并规定“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32]，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是空洞无物，废话连篇。在这根科举指挥棒的指挥下，读书人把一生的精力都消耗在钻研八股、死读经书上面，“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33]。他们祖祖辈辈读框定的书，遵守框定的注释，写框定的文章，发框定的议论，到头来只能变成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蠢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34]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只坑杀了400名儒生，而八股取士坑害的读书人又何止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