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重庆自五四大轰炸以来，天天有空袭警报，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市区投弹，使得人心惶惶。我们在青年会，每日都遇到警报。有时，我们在防空洞、地下室里躲避两三个钟头。在那儿，我遇到几个清华同学，其中有一人叫做李忍涛，是××部队的司令官。在9月中旬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到这位将军的房间里闲聊，并赠给他一本我的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他很欣赏我的作品，特别是《贪牛与疯狗的被控》，我揭露了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的贪污罪行，把他比作危害人类的贪牛，引起李将军的共鸣。
9月下旬的一个早上，天微微亮，我坐上由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李将军亲自送我到飞机场。告别时，他给我一张他自己的名片，并且说他已打电报给他在昆明的弟弟和弟妹，叫他们到昆明飞机场迎候我。
这样，由于党的爱护与支持，由于陶先生的同情和捐助旅费，由于清华同学的掩护和送行，我香港之行实现了。
由昆明而河内，海防，经过广州湾，我于1939年腊冬，安抵港埠。
在玛丽医院住了四个多月以后，转移到九龙雅前郎道一间三层楼的洋房定居，由地下党派谢燕辉同志和她的姐妹三人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