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化叙事”果真取代“革命史叙事”了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研究方法上来，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与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文化权力的网络分析”“过密化模式”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评价它们的贡献，就必须将其放在西方中国学的脉络里进行评判，否则就会造成批评角度的错位。我们这里可以举德里克对美国中国学界的评价来观察一下发生这种错位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