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是在这种批判性思维方面，我们所关心的是，假定情况在它们的可普遍化性质方面同真实情况并无不同（《自由与理性》第3章第6节），由此推出，任何地道的可普遍化原则都适用于它们。没有任何方式构造这样一条地道的可普遍化原则：只限定真实的情况而不同等地限定非真实情况，这些非真实情况在它们所有的可普遍化性质方面与真实情况相似，而不仅仅由特定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真实情况不同。假定有两种情况，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在一般情况下个人A与B占据某角色，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的角色恰好相反，任何可普遍化的原则必须对它们两者产生同等的规定。要想对这两种情况产生不同规定，这一原则就必须包含个人的名字，因而就不是可普遍化的了。
在某一可普遍化性质方面，真实情况不同于非真实情况，关于什么是真实的，而且可以把这种性质看作道德上相关的而又不违反可普遍化要求，可能会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这一异议把我们引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形而上学论争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争论的类似问题也是，存在是否是一种性质。未曾进入这一论证时，我认为值得提一下某些人的下述观点：他们说，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我们在其中的世界，不涉及这一事实，真实的情况或世界就不能同仅仅是可能的情况或世界区分开来。说这一（某一）真实的世界是那个任何个人在其中的世界里是没用的；因为这必定指的是“任何真实的个人”（一个仅仅是可能的个人是没用的），因而这一定义会成为循环论证。如果这一观点使我受下述论题约束的话，我会拒斥此种观点，这一论题是：所有真实的及仅仅是可能的情况和世界，都以某种方式存在或以这种方式有差别地抽象存在；因为可能的世界仅仅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存在。然而，它如此约束我，对我并非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拒绝任何种类的“本体论”的话，在它是一个概念分析的模仿者的范围内除外。为什么我不能说，我通过称A为真实的，默默地把世界A和B区分开来，而且这意味着它是我在其中的那个世界，而不是说B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也是真实的这一说法的约束？如果去考虑B已经预设了它的真实性，我只应受这一荒唐性之约束；但它预设了这一点吗？然而我将不讨论这一问题，因为没有本体论也可以研究伦理学，而且这样做更简单（第1章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