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6]
研究历史的目的，从根本上看，是为了国家、民族“未来的去向”。这一鲜明的治史目的，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七八十年过去了，史学界有些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批评、指责，但都无法改变这部重要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的道路。
如同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观察中国历史发展前途一样，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1946年8月，“侯外庐同志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效仿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7]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来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掘发”和总结这一传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