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得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陶先生与中国普及教育运动的关系，普及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成人普及教育）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有经济上的基础，所以是“水到渠成”；在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势力严重的剥削，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要想普及教育，比登天还难。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便只有两条路横在我们面前，一条根本否定了普及教育，屈服现实的前面；一条认定普及教育在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性，探求新的路子和方法，突破当前的困难。生活教育便是后面一条路线成长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它承认“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确定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与“传递先生”制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理论和主张下，我们没有钱也可以办教育，没有正规的师资还可以办教育，没有传统的学校也可以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