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对这样的选择：他是否应该杀死另一个人？道德学家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是一个有意识地执行的行动。然而，即使主体自己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在他内心起作用的力量，他的选择对他来说也是已经被决定了的：他的有意识的意志，仅仅是一个被掌握在深层的、决定他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手中的工具和奴隶。如果他有大量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谓“自由漂浮的罪感（free-floating guilt）”，他就不会杀人；但是如果这种犯罪要求被立即吸收到自我毁灭行为的形式中去，那么积累起来的罪恶就不得不通过某种犯罪行为宣泄出来。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内心的钟表装置是什么，他就好像钟面上的针，以为自己是自由地在这个钟面上摆动。
有一个结过又离过好几次婚的妇女。现在，她面临着下一次婚姻的选择：她应该嫁给A先生呢？还是B先生呢？或者谁都不嫁？她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决定”这个问题，并且她的决定可能看来似乎是她的自由意志的最终胜利。让我们来假设一下： A是一个正常的、很好相处的（welladjusted）、善良的和慷慨的人，然而B是一个吸别人血汗的人，是一个骗子，他将会不断地与她争吵。如果这个妇女属于某种可分类的精神病学上的类型，她将不可避免地选择B，并且，即使她的前任丈夫与B十分相似，以至于别人会认为她“已经学到了教训”，她也会这样做。在意识的层面上，她当然会“对这一事件进行恰当的考虑”，等等。但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只是对她在意识中所不知道的内部运转的一种风一样不定的伪装。如果她有某种受虐狂的张力，就如她在以前的一系列症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她必定选择B：她的超我，总是将这一情境中的痛苦最大化，看看选择B会对自我毁灭的行为允诺什么样的惊人可能性。正是她的超我，推动她做出如此的选择，甚至将这一选择的真正基础隐藏在合理化的精妙外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