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战士式的诗人与战士型的诗——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进取精神与时代担当》，载《理论与创作》，2005（2）。
6.1956年重返延安，贺敬之沉寂多年的创作热情又重新迸发了出来。他以澎湃的革命诗情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如《回延安》（1956）、《放声歌唱》（1956）、《三门峡歌》（1958）、《东风万里》（1958）、《桂林山水歌》（1959）、《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西去列车的窗口》（1963）等。这些诗作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诗人这一场激情写作才被迫中断。总的来看，贺敬之这一时期的诗作（剧作）都强烈地体现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流特征。与作者建国前的诗作相比，他这阶段的政治抒情诗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大大增加了。贺敬之曾在《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中这样概括中国当代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一、必须有理想。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基础。”“二、诗人的胸怀必须是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广阔的胸怀。它不是杜牧的‘小楼才受一床横’的小天地。”“三、诗人必须是集体主义者，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四、诗人有最大的权利运用‘不平凡’的情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的形式。”为此，他在文中提出要反对“对现实发展的保守主义态度”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应该说，贺敬之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从诗情、诗思和诗艺的角度很全面地概括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当代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总体特征了。需要补充的是，除了这种时代的共性之外，贺敬之的革命浪漫主义诗风还有他自己显著的个性。这就是，无论在他那些长达几百行、上千行的长诗中，还是在几十行、上百行的“短诗”里，贺敬之总是偏爱“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或在历史（过去）——现实（现在）——理想（未来）的时间经度中纵向穿行，或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空间纬度中横向跳跃。沉浸在创作中的诗人仿佛生活在时间的天宇和空间的海洋之中，他在“理想（幻想）世界”中纵情飘荡并放声歌唱。